跨界潮思想

宪法学界常常以美国宪法的结构为标准构造一个关于宪政的理想概念，那就是宪法是对国家权力的约束，而且必须采取三权分立的模式。

（二）学说史梳理 在学说史梳理方面，本文择选文章的标准主要看其对于知识增量的贡献。另一篇争鸣文章则是翟志勇对强世功关于"不成文宪法"命题[31]的反驳。

这种解读看似一种技术层面的解释，背后实际有深厚的国家理论资源作为基础。值得注意的是，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的论争已经不限于两个学脉之间的交锋，而是逐渐被视作关涉宪法学学科整体的事件。[25]参见王书成："论合宪性解释方法"，《法学研究》2012年第5期。该理论的集大成者是德国公法学家卡尔o施米特。反之则需探究规范的创生机制。

[26]从权力分工的视角来看，合宪性解释体现了司法权对立法权的尊重，这也决定了该解释方法应该有适用的限度。如果把政体类型区分为君主制、君主立宪制、民主制，则国家法人说是与作为过渡形态的君主立宪制最为契合的理论形态。举例来说，对基本法与宪法之关系的解释、对《宪法》第31条特别行政区条款的定性、对行政长官选举办法的论证等实践问题的解决，最终需要回溯到宪法的概念、制宪权的概念、民主的模式、代表的类型等元理论的层面。

本次评价略作调整，拟把方法论作为第一个层次，把研究对象作为第二个层次，从四个方面总结2012-2013年的研究进展： 第一，方法论争鸣。作者把三个面相的规范层次一一对应，勾画出如下的价值序列： ┌───────────┬────────────┬────────────┐ │根本法            │宪法基本原则        │不可变更法          │ ├───────────┼────────────┼────────────┤ │非根本法          │宪法具体原则        │可变更法            │ ├───────────┼────────────┼────────────┤ │非根本法          │宪法规则            │可变更法            │ └───────────┴────────────┴────────────┘ 此价值序列可以作为宪法适用（尤其是宪法解释）的参照。就此而言，其研究结论的首要价值并非为解决具体问题提供指引，而是为理解整体制度提供参考。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不成文宪法概念在英国宪法学中并未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

[15]参见殷啸虎："党委政法委在我国政法关系中的功能审视"，《法学》2012年第6期。[20]参见张千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困惑与消解"，《法学研究》2012年第4期。

表面看来，这套理论框架似乎可以独立于一国的政治架构，因此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在确立学科框架所依据的标准时，有两种方案可供选择：一种是从方法论切入。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征地和拆迁达到史无前例的规模。《政法论坛》2012年第6期。

王天华对"国家法人说"之来龙去脉的介绍是另一篇极具知识增量的佳作。本刊两年前的评价尚未明确区分这两个层次，因此存在交叉混合之弊。[39]参见《法商研究》2012年第3期。克服此缺陷的传统思路集中在增强全国人大的"广泛代表性"这个要点上，也就是增加特定群体的代表比例。

这种分歧的背后体现着两种不同的历史观：前者是革命建国的历史观，后者是和平妥协的历史观。再次应该逐步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增强全国人大职权行使的民主性。

第二，从积极方面而言，立法者应该因地制宜地为婚姻家庭的保护创造有利条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大多数人不能正确区分认知与行动。

之所以说不可能，是因为宪法秩序的基础是理性，而行政专权的本质在于应对例外状态，理性永远无法事前预料到所有的例外状态，这也就意味着行政专权永远是一种不受约束的权力。第三层架构是非代表制的参与民主制与政治协商会议。作者认为，政治公约主义才能奠定真正的共和基石，政治私约主义则势必导向寡头政治。[27]参见李忠夏："作为社会整合的宪法解释--以宪法变迁为切入点"，《法制与社会发展》2013年第2期。何为宪法学的成熟框架，学界无公认标准，自然也无一致认识。这一缺陷表现为全国人大代表构成的官员主导和精英化倾向。

我们亦欢迎学界同仁对本刊的"评价"再做评价，在此相互砥砺中，一个学科方能培植出对自身状况的反思能力，进而反哺其学习能力，最终形成健康的自创生系统。[16]蒋劲松："论党委与人大关系之理顺"，《法学》2013年第8期。

[19]参见龚向和："论社会权的经济发展价值"，《中国法学》2013年第5期。[42]参见聂鑫："民初制宪权问题的再审视--比较宪法的视角"，《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

这些问题虽看似偏在一隅，实则个个触及宪法学的神经。除宪法解释之外，宪法修改和重新制宪亦是公认的两种机制。

作者认为，我国的立法和行政实施一般均为程序实施，司法性适用则构成实体实施的主体。这个道理虽然明显，在当前宪法学研究中混淆此界限的情况却不在少数。张千帆："城市土地'国家所有'的困惑与消解"，《中国法学》2012年第3期。相反，如果掌握了学术思维所需要的客观与冷静，即使身在庙堂、心忧苍生，又何足为虑。

以此概念所传达的适用机制和适用方法为标准，才有可能进一步区分不同的宪法条款。若深入到整部宪法的教义学层面，需要回应国家与个人关系的模式，在中国语境下，还要处理执政党与国家的关系。

为此，必须对凯尔森的基础规范予以改造，为其填充实质内容，如此方能在价值纷争的现实中营造出众所公认的政治秩序。[5]该文使用的概念是"宪法实施"，其实和"宪法适用"同义。

[35]参见王旭："自由主义中立性原则的虚弱--对基础规范理论政治功能的批评"，《清华法学》2012年第3期。作者虽然精准地介绍了该学说的演变，但结合中国实际的进一步挖掘工作却做得不够。

（一）宪法史研究 以"八二宪法"为契机，大多数刊物皆组织了专题研讨。前者主张建国的正当性应该以全民认同的契约为基础，后者则把正当性基础建立在少数精英的妥协之上。2012年是"八二宪法"实施30周年，大部分期刊均举行了主题研讨而规划和风险行政所提出的目的预测性等问题，则可以导入行政行为的合目的性控制加以调控，从而实现对良好行政的追求。

沈岿：行政行为公定力与妨害公务——兼论公定力理论研究之发展进路，《中国法学》2006年第5期，第70～78页。[98]参见朱芒、陈越峰主编：《现代法中的城市规划——都市法研究初步》[上、下卷]，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

[24]一定程度上接续了民国行政法学、连通了外国行政法学，使我国行政法学在新的起步阶段有了台阶，而不至于完全白手起家。行政行为一般论的研究则主要在行政行为效力等议题上有较大的进展，而这部分内容主要还不是行政法释义体系的建构。

但是，这些很可能都还不够。为此，本文以行政行为概念的源流、解释及其功能变迁为中心，选取代表性论著、重要的立法和判例为基本素材，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中，考察理论推演的学说是如何通过判例的适用真正落地生根的、主要基于外部移植的学说是如何在解决我国具体问题中完成本土改造的、司法创造是如何被归纳反思从而实质地发展我国行政法学说的。